全球消除贫困联盟(GCAP)1月6日在北京发布《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再就业及创业扶持政策调研报告》。调研发现，接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农民工群体在我国已经出现且开始占据一定比例，这意味着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素质有上升趋势。

　　2009年下半年，全球消除贫困联盟联合中国14家合作伙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开展了中国农村外出务工者生存、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等方面的调查。此次调查共有北京、广西、安徽、四川、甘肃和湖北等地2600多名农民工参加，其中男性占51.3%，女性占48.7%。受访农民工当中，20岁~29岁的占30.4%，30岁~39岁的占32.2%，平均年龄33.4岁。其中，初中文化的农民工占49.1%，小学文化和高中文化的分别占22.0%和13.7%。值得关注的是，接受过中专(技校/职高)和大专教育的已经分别占到6.7%和3.2%。

　　六成农民工希望“家人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再就业及创业扶持政策调研报告》认为，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大约在1.3亿至1.5亿之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期，其宏观背景是19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由于我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往往都与户籍挂钩，大量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其许多权益如何去保障就成了值得全社会关注和关心的问题。

　　调查发现，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改善生活水平。79.4%的农民工表示，外出务工是因为家里生活困难，想到外面多挣点钱养家;77.9%的人是为了让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71.8%的人是想出去见见世面，找机会发展。

　　此外，59.3%的农民工希望家人过上城里人的生活;41.7%的人希望挣钱后在城里安家;43.0%的人“喜欢城里的生活，不管能不能常住，都想试试”;还有39.2%的人是因为在城市更能发挥才能。

　　调查发现，44%的农民工在结束务工后会回到农村老家;17.8%的人愿意回老家的县城;14.4%的人回本省的大城市，仅有3.1%的人希望自己去外省城市安家。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群体中有8.27%的被调查者回答已经在老家的镇里或者县城里买房。

　　调查显示，由于前些年的撤乡并镇，扩大了一些地区的中心镇的辖区，把部分农村居民拉进了非农业户口，但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依然会和其他农业户口的农民工一样外出打工。调研报告认为，在社会保障方面，已经具有非农业户口的农民工能否与城镇职工享受同样的待遇，值得关注。

　　62.5%的农民工认为接受培训更易就业和创业

　　参加培训对农民工到底有什么回报?调查发现，没有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平均工资为4.28元/小时，参加过一次培训的人平均工资为5.04元/小时，参加过两次或以上的人收入为5.76元/小时。调查报告认为培训会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同时，还有62.5%的受访农民工认为，接受培训后更容易就业和创业，反对这种说法的仅占6.1%。

　　不过，调查发现，农民工培训在总体上缺失严重，超五成受访者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接受过一项培训的人占33.7%，受过两项培训的占7.2%，受过三项及以上培训的占3.8%。

　　什么机构完成对农民工的培训呢?调查发现，提供培训的机构以用人单位为主(39.2%)，另外有29.2%的人有过职业技术学校的学习经历，接受过政府部门提供培训的农民工仅占10.5%。

　　2005年之后，农民工第一次外出务工的小时工资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差异越来越大，平均小时工资超过6元，而中位数仅在4元左右徘徊，这意味着农民工收入分化越来越明显，大部分农民工第一次外出务工的小时工资保持在低水平，而小部分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收入明显偏高，从而导致小时工资的分布出现偏态，也是农民工内部分化的一种表现。

　　调查显示，农民工在收入方面存在着性别差异，男性农民工历次外出务工的平均收入为1233元人民币左右，而女性平均收入仅为992元。有外出务工的家庭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没有外出务工的家庭的收入水平。此外，男性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平均收入约为1400元左右，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为近1200元，女性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为1000元左右，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为900多元。报告认为虽然职业资格证书在收入上能够帮助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收入，提高幅度却不明显。

　　对政府发布的农民工创业扶持政策知晓率较低

　　对于创业，约有六成农民工希望在城市里从事家庭经营。其中，希望从事零售业的比例最高，达到22.4%。还有11.9%的人希望在城市从事餐饮业。

　　但是对政府出台的多项扶持农民工的政策，农民工的知晓率普遍较低，51.4%的农民工表示“不太了解”，32.6%的人“完全不了解”。对政府发布的创业扶持政策中，“提供返乡创业贷款”和“提供返乡创业培训或补贴”的知晓率最高，但也仅仅达到39.2%和26.3%。同时，41.0%的人认为，对创业会产生重要帮助的政策是“返乡创业贷款”，其次是“创业培训”(20.9%)和“创业技术服务”(16.7%)。

　　调查还排出了普惠性农村政策在农民工中的知晓率，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免除农业税”(86.6%)、“免除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费用”(84.2%)、“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76.5%)、“家电下乡”(65.4%)和“实施粮食直补等各项补贴”(56.1%)。

　　农民工培训机制需要调整

　　调查报告还表示，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地政府都加大了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但很多地方的培训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农民工应由输入地政府为主导组织培训。”参加了此项调查的兰州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唐远雄说。他认为以往的培训是由农民工户口所在地的政府机构来组织，农民工输入地政府享受了农民工工作的好处，却基本没有培训的义务，而输出地由于不享有农民工培训的益处，对组织培训缺少积极性，这导致很多地方的农民工培训走样。

　　对于这一现象，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展新认为，农民工培训的财政补贴都打到了农民工输出地，但对农民工输入地的劳动力需求情况不一定十分了解。培训内容也是“驴唇不对马嘴”，在客观上形成了脱节。

　　而农民工接受地政府也不愿意对“外来人员”进行免费培训。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广东省的培训政策明确提出，持证农民工在培训中，外省农民工的人数不得超过1/4，但是真正在广东打工的省内外农民工人数之比恐怕要把这个数字倒过来，甚至更高。因此，这种模式要有所变化才行。

　　张展新建议值得考虑的一个方式是，国家向农民工发放培训券，一种能在输入地兑现使用的培训券。国家下发的培训经费则应停留在人保部，然后各省根据收上来的培训券到人保部领取财政补贴。

　　此外，现行的合作机制也可以充分地利用起来，各省之间可以自行达成协议，各自履行自己的培训或拨款义务。